浩博能提款|桌上文具位置变了,李克农会查问孩子

 2020-01-11 16:55:52        阅读量: 959 作者: 匿名

 

浩博能提款|桌上文具位置变了,李克农会查问孩子

浩博能提款,(法制晚报记者 杜雯雯 摘编自《永远的思念》) 2012年是李克农逝世50周年,李家后人为了将先辈的奋斗经历记录传承下来,编撰了一本家人内部参阅的纪念文集,名为《永远的思念》作为传家之宝,记录下李克农的家事、家风。

(纪念文集)

延安中央医院消毒只能用笼屉蒸

《父母带我走上革命道路》 李克农的二女儿李冰

六年的延安生活是我从青年走向成熟的时期。刚到延安时,比我先到延安的姐姐弟弟都已进过党政学校,我也觉得只有到党政学校或者前线,才算真正参加革命,干业务工作不够轰轰烈烈,就向父母提出要去抗大学习,我觉得只要他说上一句话,我就能如愿以偿,但却被父亲严厉批评:“你现在参加革命了,革命队伍里一切听从组织安排,不能自己想干什就干什么!”于是我只好老老实实去中组部接受分配了。

当时的组织部长陈云和李富春热情地接待了我,他们说:“小鬼,工作已经给你安排了,去医院工作。”我想,我自己的想法还没说呢,于是提出还是想去抗大学习,并强调我学的是护士,当不了大夫。可他们说:“解放区培养三个月半年就可以工作了,你在正规医院学了四年还不能干?”这样,我也就不敢再磨叽,乖乖去了延安中央医院。多年之后,两位老人家见到我时还向人介绍:“这个小鬼,当年不愿到医院,还哭了一场呢!”

(在延安时,李克农给全家照相)

去延安中央医院前,父母告诫我,要真正服从组织分配,努力工作,不要三心二意,不准当逃兵,要准备吃苦。等我到了医院,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。当时医院都在窑洞里,虽号称是中央医院,却连最简单的x光机都没有,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,听诊器、血压计也是一个病区才有一套。药品也十分缺乏,敷料都要自己拿到河边去洗,消毒也只有一个很小的高压消毒锅,不足的只能用笼屉蒸。虽然条件差得让人想不到,我还是愉快地开始了工作,被分配在外科,兼做妇科。

把父亲别名“峡公”误解为“瞎公”

《父亲与母亲》 李克农的二儿子李力

父亲性格开朗,喜爱文艺,从“五四”运动时起,就与高语罕、朱蕴山、钱杏邨、周范文、宫乔岩等人经常聚会,组织领导地方的进步活动。1925年,上海发生“五卅惨案”,他们组织芜湖各界成立“五卅”惨案后援会,积极声援。由于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涨,冲击了旧的社会风气,有些学生被教会学校勒令退学,社会反响强烈。父亲与张秋生、钱杏邨、宫乔岩等设法救济学生,创办了芜湖民生中学,不但收容被教会学校开除的学生,还培养许多贫苦人家的子弟。学校养成一种“水泊梁山”式的好汉作风,敢作敢为,专门和教会学校唱对台戏,搞得轰轰烈烈。之后,这里成为地下党的重要据点,曾输送30多名学生参加革命。

也许是父亲爱好文艺,或者是出于隐蔽斗争的需要,他曾经用过许多别名,如:稼轩、曼梓、峡公、天痴、震中、泽田、种禾等等。他用这些别名写过哪些文章、办过哪些事情,对此我们一无所知,也未听说他有那么多的名字。只知道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,他一直就用真名李克农,再未改变。全国解放后,个别熟识的老朋友偶尔称呼他“曼梓”或者“峡公”,我们开始弄不清楚,把“峡公”误解为“瞎公”,以为他有只眼睛是假的,别人与他开玩笑,其实这是老朋友之间过去的称呼,显得热诚亲切。

在宾馆开会要求所有人一纸一屑不能乱丢

《忆父亲》 李克农小儿子李伦

父亲的工作精神是很令人感动的。他没有什么个人爱好,从早到晚只知工作。母亲经常劝他,也不大管用。卫生部负责中央保健的傅连暲副部长多次劝说无效,不得已向周总理写报告反映,周总理转报毛主席,毛主席批示后才去疗养治疗。他有一只眼睛因开刀失败换成了假眼,另一只眼睛近视,每天要用放大镜看大量的文件和情报资料,参加会议,找人谈话,时间已经安排得很紧张了。因为毛主席、周总理夜间办公多,时常随叫随到难以休息,所以很劳累。在延安时,我们就经常看到他气喘病发作,坐在沙发椅子上,上气不接下气,非常难受。有时心绞痛发作,捂着胸口,咬着牙,硬撑着,躺在床上也翻来覆去,痛苦得很。多年来他一直带病工作,别人劝他住院治病外出疗养他也不肯。

高度的保密观念是一个情报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职业品德。父亲对工作情况守口如瓶,从不向我们透露。我们只知道他一生从事保卫、情报、统战工作,再具体的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只是在他去世多年后,我们才逐渐从纪念文章、报纸杂志中了解一些他的事迹,特别是国家安全部组织撰写他的传记时,才全面知悉他鲜为人知的事迹。

父亲的警惕性很高,每到一地,都习惯性地了解周围的地形地貌和社会情况。他的办公桌上放置东西的位置都很有规矩。他的办公室和会客室在一间大房子里,我们回家时他不在,我们有时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的椅子上,不时动一动他桌上放的公开书报、杂志和文具。他回来后就会质问谁动了他桌上的东西,所以我们要用他的铅笔、文具,必须先看清放的位置,用后原状放回,以免他查问。我们下班回家时带个皮包或书包,他都要问里面有没有文件,提醒我们骑自行车一定要小心。

1946年1月,国共签订停战协定,决定在北平由美国、国民党、中共三方派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,监督调处双方军事冲突。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为叶剑英同志,父亲任代表团秘书长,也是代表团“大管家”。代表团人员较多,住在翠明庄宾馆,原国民党励志社驻地。鉴于地处国民党地区,宾馆服务人员都是国民党原来的人员,所以父亲特别要求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,严格保密,规定个人不能随意外出,饭厅内严禁谈工作,特别是对电台机要人员要求更严,所有人员一纸一屑不能乱丢。有一次,代表团一位新来的女青年遇到父亲,父亲问她,姓什么,哪里人,到哪里去,什么人介绍来的。她一一如实回答。他问女青年,你知道我是谁吗?回答说不知道。他说我是国民党。结果这位女青年知道闯了大祸,吓得不得了。父亲告诉别人,说要吓她一下,这位女青年对人说,这一吓,够她记一辈子。

谁穿了时髦的衣服他也会讽刺一下

《与爹爹、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》 李克农孙女、李伦的大女儿李靖

爹爹(方言,指爷爷李克农)对子女非常关心,对他们要求也很严格,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。二姑李冰有时坐医院的车来米粮库,爹爹看见都要批评。,搞得大家到家里来,都要穿正统一些的衣服。他的五个子女没有辜负他的期望,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业绩。大姑李宁在解放初期就担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,是新中国第一个女公安厅长;二姑李冰是肿瘤医院院长,自学成才,经常给总理及中央首长看病,是肿瘤方面的专家;大伯李治一直在上海公安厅、轻工局等单位担任领导;二伯在延安时就从事通讯工作,后任总参通讯部副部长;我父亲则从事军事交通工作几十年,在这个行业作出了突出贡献,并被提升为总后勤部副部长,中将军衔。